为您找到与浅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现当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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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婚》发表的1925年,正值新文化倡导的 自由离婚 在舆论与现实实践中轰轰烈烈开展之时。相对于鲁迅的其他小说,《离婚》自问世以来,阐释既不充分,理解的歧义也最多, 难读 ,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感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小说《离婚》中鲁迅对爱姑的矛盾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她和鲁迅以往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大胆泼辣,敢于反抗不幸的婚姻,社会的黑暗,爱姑的命运悲剧却无法避免。爱姑的不幸,是鲁迅对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路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同时爱姑婚姻悲剧也远距离的无意识投射出鲁迅自身婚姻中的隐痛,本文将从小说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进行鲁迅对爱姑形象矛盾心理的分析。
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
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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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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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艺术生产是文化工作的本体,既是主体性工作,又是基础性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艺术创作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发展脉络,这些文化精粹一直流传至今,并被赋予现代化的新内涵。其中艺术创作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文化习惯到现代的大众艺术,从远古的祭祀礼节到现代的高雅艺术,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在精神艺术方面的要求也逐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求在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我国现实的发展国情,同时结合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进行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发展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当代我国对人们思想价值观进行引导并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种模式。从艺术创作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两者的关系来看,应当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并最大程度地发挥相互之间的作用,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艺术创作生产的概念
现代社会,人们将艺术创作定义为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下,以一定的形式将自己所看到或者所体会到的现实生活情景,通过提炼、组合等方式进行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艺术创作生产更多的是艺术家进行的活动,而且进行艺术创作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
(二)艺术创作生产的意义
首先,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人民大众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人民群众才是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的主体和受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充分反映人们的需求。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足,此时就更需要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其次,艺术创作生产能够丰富社会主义文化。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个阶段都有体现了这一时期特点的艺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也不例外,艺术创作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引导下进行。另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更为充分地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艺术创作在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也受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生产必定会更具力量和创造力,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艺术创作生产是对中国历史艺术文化的继承。
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只有在继承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艺术创作生产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艺术呈现多样化特征,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普遍存在,而这些不同正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艺术创作生产。
(一)公共文化体系的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系统化,并能够彰显一定规律的模式。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是指由政府部门推出的、反映社会公众需求,并能够为现代化服务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服务;另一种是从管理方面进行的分析,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推出的文化产品,还包括进行文化管理的活动。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也是解决当前面临困难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努力。
其次,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对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逐渐重视,由政府部门推广的文化产品也开始向农村群体或者弱势群体倾斜,让这些群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福利,也体现了我国对社会普通大众的关注,更是对其基本文化权利进行保障的要求。
最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需要。
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体现就是具有体现了这个国家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及时构建起一国自身的文化服务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定会在国外文化的影响下出现问题,所以其必须针对当前形势构建起体现一国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将其发展丰富,这既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表征。
(一)艺术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艺术创作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在艺术创作生产中,必定会充分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从我国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历程来看,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特色,重点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以及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这都是我们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加强的内容。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艺术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在古代,中国一直将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进行表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必定也是我国当代文化的内容,能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现的建设提供帮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二)公共文化服务指引艺术创作生产
公共文化服务与艺术创作生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对艺术创作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社会在进行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即使以这种方式创作出了艺术产品,也很难被社会所认可。那么,什么样的艺术产生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呢?这就需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当前我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是体现了时代特色且符合人们生活需要的,因此,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也不例外,所以说艺术创作生产要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进行,比如要能够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这一方面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决定了艺术创作生产的方向,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为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指引性的作用。
(一)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的基本经验
我国逐渐重视艺术创作生产活动总的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取得的经验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坚定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艺术创作生产要始终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党的艺术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是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实施精品战略。再次是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要充分认识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深化对艺术创作生产规律的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国外艺术创作生产的经验,结合时代发展推动艺术生产的创新与变革。最后是实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作用。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生产发展繁荣的动力,必须调整改革原有的文化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实现艺术创作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面临的挑战
我国艺术创作生产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也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首先是艺术创作的艺术性还有待加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当前还远远高于对于艺术的追求,因此许多的艺术创作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着物质的特性,并不是完全的艺术性体现。其次是艺术事业与产业发展仍存在矛盾。随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衡化问题更加突出,艺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亟待理顺,中西艺术交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亟待改变。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实现路径方面也应当是多样的,要多措并举。
(一)做好传统艺术的继承工作
历史艺术产品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也有许多精髓部分,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要做好继承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历史中优秀的艺术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迸发出新的活力。
(二)采用多种措施做好艺术创作生产
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也不应单一地进行,应当根据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创作生产。首先要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其次是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再次是建立健全文化改革创新机制;最后是完善艺术产品评价激励机制。
艺术创作生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服务中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产品正是时代的需求,更是我国建立文化大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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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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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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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一文则表达了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散文写的是原野中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国。“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作者以大树来象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并以诗概括:“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生道杀民》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对抗战前景的乐观态度:“抗战以来,前方将士出生人死,后方民众颠沛流离,而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毫无一切怨言者,便是为了‘以生道杀民’‘以佚道使民’之故。反之,日本民众间的情形就和我们相反:他们的军阀强迫他们参加这野蛮的侵赂战,拿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换言之,他们的政府不是“以佚道使民”,而是“以劳道使民”;不是‘以生道杀民’,而是反战,所以日本军人厌战。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一定要失败。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相反,全民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深省,抗战的硝烟把爱国的同胞们融合成了紧密团结的一片。丰子恺在长沙的街上看到几个少年竞相帮助一个九岁的难民孤儿安排生活时,他感动地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近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二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一路到处受到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干里以外,毫无异乡之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况且同是受暴敌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在犷七七《三周随感》一文认为抗战使国民一年比一年干练:“七七”事变前,那些“风流人物”“纵垮子弟”,他们是游手好闲,衣锦玉食。抗战后,向来娇养游荡惯常的人,以及埋没在市井中的人,不但变了干练有用之才,又都得了职业,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工作。“这些人不但都去从公,而且立了勋业。有的从前线回来,已经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的将才。有的周游了全中国回来,已经变成天下为家的大丈夫。有的精通了某种工化已经变成团体机关的领袖人物。”抗战也让国民一年比一年团结:“在‘七七’第一周内,本地人与外省人就隔着一个界限,而成不团结状态。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强迫我们团结了。其方法便是轰炸。一年团结一年。 “到了‘七七’三周的今日,我国简直没有县界、省界,凡是中国人民,都是一家人了。《劳者自歌(十二则)》,则从多个角度论及了中国抗战与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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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都会式微,甚至随时都面临被取代和淘汰的危险”。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论客家山歌文化与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内容摘要:客家山歌是祖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民歌中最为深情,最为放达,最为卓越的歌种。客家山歌流传千百年,保留了很多古语成份,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其艺术风格独特,内容广泛、语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脚齐整。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喜欢原汁原味的山歌,传统的山歌正被年轻一代慢慢疏远乃至遗忘。而客家山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今天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和时代的特征来审视山歌,传统的山歌应该改革,应该与时俱进。
关键词:客家山歌、文化、发展、创新。
浅论客家山歌文化与发展
一、 客家山歌文化。
客家山歌是中国著名的民歌之一,源于古代中原民歌,后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受畲瑶等土著居民歌谣的影响,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逐渐演变成用客家方言演唱的民歌。山歌,顾名思义,是劳动人民在山间旷野唱的歌,它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是发自劳动大众的心声。广泛流传的山歌,民谣,具有独特的、鲜明的通俗性和流传性,是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遭遇的吟唱。
客家地区的劳动人民十分喜欢唱歌,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存在,他们以唱山歌来作为与人同乐和沟通心灵,以唱山歌来歌颂劳动生活和爱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精炼朴素的语言,浓厚的生活气息而脍炙人口。口口相传,年年月月,凝练升华,字字玑珠,一声声,感人肺腑,催人入梦。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本体山歌”、“山歌号子”、“加头续尾山歌”、“叠字山歌和叠句山歌”、“尾驳尾山歌”。“问答式山歌”、“绝气山歌”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爱情山歌、劳动山歌、革命山歌、感叹身世山歌、戏谑娱乐山歌等。但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从肺腑流出来的天籁之声。
在山歌中,数量最多且最富有艺术性的无疑是情歌。殊不听,有人唱:“着衫要着士林洋布衫,越着越洗磨越擦越好穿;食酒要食江西湖南浙江绍兴酒,恋妹要恋十七十八二十一二三。”讲唱山歌箩打箩,唱得处处出好禾。山歌要唱琴(情)要谈,山歌越唱心越开。由此可以他们的山歌,淳朴、自然、真实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如,这样唱的一首山歌“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上来。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由些见得,客家山歌的语言十分精炼和朴素,结构短小、韵味和谐、比喻生动形象。不仅如此,客家山歌的歌词也十分具有文学性,唱起来琅琅上口,易歌易记,而山歌的曲调却单纯、质朴、含蓄。如,这样的一首歌词:“赶人出屋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思量想无法,从今唔养五更鸡”。它的曲调抒情优美,音域仅有五度,四个乐句皆以级进方式缓缓展开,显得十分内在,可见,客家山歌是十分富有特色的,说到客家山歌,我们不得不提起梅洲的客家山歌,梅洲是客家山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山歌相比,梅洲的客家山歌,它承传了《诗经》三百首修辞手法,赋、比、兴、重叠、双关等技法,而其他地方的客家山歌则很少有双关音。今天听山歌,则成为了很多到梅洲旅游的人必要做的一件事,人们随口而出,即兴而歌,通过歌唱来抒发内心的喜悦和悲苦,乃至他们今天依然保存着比较完好的原生态山歌。
千百年来,客家人用传统的山歌来歌唱劳动生活抒发情思,鼓舞斗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山歌带有一些封建思想的禁锢和毫无虚饰的矫情,传统的山歌已不再爱到时代青年的喜爱,乃至遗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都会式微,甚至随时都面临被取代和淘汰的危险”。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来解剖传统优秀文化,借用新思想,高科技,使山歌焕发新的生机,使山歌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二、 客家山歌的发展与创新。
客家山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的曲调抒情奔放,细腻缠绵,风格独特,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许多文化形态和方式濒临瓦解与消亡,风靡全球的商业性强势流行文化,冲击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飓风中,民间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客家山歌的创作和传播也同样遇到了许多来自多元文化的冲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山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空间,面临着生存与传承困境。我们如何传承和发展客家山歌音乐,赋予客家山歌新的生命力,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护与创新客家山歌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认为客家山歌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编配上可以有更大的变化和发展空间,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不断创作出具有客家风格和时代气息的客家新音乐,总而言之,音乐创作是该多元化和不断探索创新的。
(一)、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运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
传统的原腔山歌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今天我们在保留吸收原腔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作曲技法,往往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易为群众所接受和欣赏的音乐来。如在2008年古风新韵唱小康—广东省客家山歌擂台演唱会上,以摇滚乐演奏的新编惠东多视山歌《打工谣》就揉合了民间艺术与现代节奏,令人耳目一新,爱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我们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使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创新把优秀的民间艺术与时代节奏有机结合起来显得十分必要和可实施。
(二)、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客家方言通俗歌曲。
客家方言,是广东三大方言之一,用客家方言演唱的客家山歌在海内外人圈中很有影响,为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所热爱和传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客家山歌中,许多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而当代的年青人,对传统的客家山歌却不甚了解和不易接受。随着新时代社会形态,社会风情、思想观念的更新,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而新颖,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通俗流行歌曲,如在大陆,台湾的客家话歌曲是很受欢迎的,如《爱拼才会赢》、《金包银》等台湾客家话歌曲成了大陆许多人都会吟唱的歌曲。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和借鉴呢?从台湾作曲家身上得到启发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客家山歌素材,采用通俗歌曲的手法进行创作的,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因此我们就可以多创作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客家山歌,喜欢客家山歌,弘扬客家山歌文化了。
(三)、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艺术歌曲。
客家人有这么一句俗语:“宁忘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至今他们还保持着客家地区的习俗,客家山歌成了他们的口头文学,形成了民歌中的一支独秀。客家山歌流传千百年,歌曲曲调也十分优美,但是千百年来,客家歌曲为什么不能形成“大气候”,不能在全国打响呢?我想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客家山歌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国的传播,使它在现代都市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让全国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
其次,客家山歌的创作要多样化,发展客家话,普通话合唱曲方面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索。流传全国的合唱曲,有许多是根据中国民歌素材编曲或创作的,曲式结构简练,很容易让人接受,易唱又有新的意境。因些我们的创作应该顺应时代的精神,创作手法要多样,利用客家山歌素材,在保留原腔优美的基础上,创作出客家山歌合唱曲等艺术歌曲。让全国的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传播客家文化。
(四)、发展山歌教育和山歌文化,培养山歌手,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时代在变,客家人的生活也在变,古时候客家人那种田间地头所即兴演唱的山歌已经很少,今天客家山歌更多的是那种文人礼作的山歌和专业演员表演的山歌。今天京剧可以走进大学课堂,客家地区的学校也可以把山歌普及到中小学的音乐课中,或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山歌比赛。培养青少年热爱山歌的兴趣,引导青少年学生热爱乡土文化,对山歌产生钟爱之情。除外还可以举办山歌讲座或山歌培训班,多动员年轻人参加,请山歌师山歌手讲授山歌知识,教唱山歌;吸收中青年人参加,做到老、中、青三结合;以老带新,要口唱、要创作,要研究;使他们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喜欢山歌文化,以保证客家山歌后继有人,使客家山歌得到更好的发展。
客家山歌,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唱出了客家人的历史变迁,时代在变,岁月流逝,客家人对山歌的热爱不变,不老的是客家山歌。今天我们要发展客家山歌音乐,弘扬中华民族的山歌文化,就要扬弃它的陈旧,打破框框,大胆突破和创新,将客家山歌推向一个新层次,使山歌完整地继承和科学地发展。
总之,只有创作出适合当今时代的作品才能普及和繁荣客家山歌音乐,使客家山歌这一奇葩,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姿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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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中文系及相近专业(新闻、秘书等)重要的基础课和辅修课。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选本众多,为各高校自订自用。但或因选本陈旧,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或因选题思路偏狭,不能充分反映现当代文学整体面貌;或因选目过少,不能充分适应教学需要;或因篇幅太大,给学生造成的经济负担过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应用型专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是该专业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不但承担着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要以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为导向,在教学过程中突出经典选读,不断革新教学方法,促进专业技能和文学学习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部落的酋长和巫术祭祀中的巫师,是我们先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主持人’。”1从远古的巫师演变到现代的主持人,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对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尤其是在当下传媒时代,节目主持人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社会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媒体和观众的桥梁,因此,主持人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形象气质是能否得到观众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条件,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它对塑造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节目的文化品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但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可以使主持人在面对镜头时从容冷静,挥洒自如,增强语言表达的文采性,更好的引导和吸引观众,而一个不具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魅力。其次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解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提高主持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和传达节目内容的核心精神。同时,文学素养还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形象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知识和个人风度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不但可以让人增长学识,扩大视野,还能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的主持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语言魅力会赢得观众的信服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传播的作用。总之,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形成自身风格并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播音专业所采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大都篇目较多,无法在有限的学时全部讲完,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要有所选择,根据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选讲篇目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作品选讲首先要选择文学经典。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是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2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淘选代表了汉语言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蕴涵着民族的智慧和精华,其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不同时代的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经典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建立、承传和维护人文主义传统,因此,经典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比如鲁迅的小说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立人”作为文学创作的要义。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其次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时代精神演进的历史轨迹,比如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郁达夫的《沉沦》则代表了弱国子民的复杂心理,不读作品我们无法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风采与精神,也无法深刻体验历史文化的核心。总之,选择现当代文学经典进行重点教学不仅可以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而且播音主持人是社会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对民众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良性发展。
播音专业现当代作品的选择同时要兼顾文学性。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组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必然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准确优美的语言能够更好的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唐朝贾岛“僧敲月下门”诗句中对“推敲”二字的反复斟酌成为千古佳话,说明了语言在表达中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性强的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学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起伏有致的音节,轻快鲜明的节奏,形象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语言而和音乐上的双重审美效果,表现了徐志摩轻盈飘逸、潇洒灵动的精神追求。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不仅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领悟到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法,增强播音专业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给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带来的新的活力和机遇,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结合播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播音专业要求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诵读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提升语言表达的综合能力。诵读法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一种传统方法,它通过口诵心惟,熟读静思,从而达到对文本全面深入的理解,古人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强调的就是反复朗读对领悟文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诵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提升学生语感和理解力的教学手段。
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通过对经典诗歌的诵读学习,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强大的文学仓库才能在言谈中的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另一方面诵读也训练了学生的语感,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3语感是一种语言直觉,没有语感的人说的话就不动听,而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课堂教学对经典的诵读就是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更好的驾驭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只有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感知文学语言的魅力,才能拓展和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和语言表达能力。
针对一些具有多义性的文学篇目开展讨论式教学,在观点的交锋中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茹志鹃的《百合花》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民情,这是茅盾对其主题的概括,另一种是茹志鹃本人的阐释,认为小说表达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结合文本分析形成自己的认识,展开辩论,充分发挥学生在分析文学现象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语言组织清晰准确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播音专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处在不断地探索阶段,对于我校的播音专业而言,可以以中文专业为学科依托,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重点培养文学语言类节目的主持人, 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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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文化创作也有了较大进步。但文化创作与经济建设相比,却显得较为落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千年代以来,我们文化创作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我们的音像影视书刊市场充斥着港澳台或国外作品。一些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出现了偏颇,有些人爱国主义意识和正义感淡薄,工作学习生活缺乏理想信念,影响了身心健康。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文化工作者认真重视。
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在创造人类伟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尽艰辛,但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中国的科技到了公元17世纪,才被西方赶上。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百年问,中国遭受了世界列强凶残侵略和疯狂掠夺,中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文明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但中华文化却没有像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那样消亡,她那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险恶的逆境中顽强地生长着。最终,伴随着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制度缺陷和封建思想残余作祟,前三十年中国文化建设走了很大弯路,国家和人民也遭到严重伤害。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文化创作的进步也是较大的。但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深深的伤害,我们的文化创作还没有进入强势阶段,我们的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不高,特别是国外市场。这种状况跟我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不般配。文化创作弱势不但影响国民素质提高,还阻碍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创作,用更多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占领更多文化市场。要推进文化创作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文化创作。为此,我们应作如下努力:
我们的文化创作任重道远。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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